卫生系统面试辅导：正解医患关系

　　锤音刚落，黑龙江省再次发生血案。2月17日，齐齐哈尔市北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被杀。一个名叫齐洪生的19岁患者用一根50厘米长的铁棍行凶。齐洪生目前已被刑事拘留。

　　事实上，最让医务人员无法理解和伤怀的已经不是一起起伤医或杀医事件，而是悲剧之后，医务人员并没有得到公众、网友浙江省公务员考试网(http://www.zjfzgwy.com)的同情与声援。

　　法律可以将一两个偶尔举起凶器的患者绳之以法，可是当公众中的多数对医务人员极度不满意、甚至“同仇敌忾”时，试问该怎么办？

　　丛林逻辑不宜医患关系

　　业内共识是：医患关系不好，原因是卫生政策与体制问题。不过，如果医务人员不能意识到自身的问题，即使我们“全民免费医疗”，医患关系也不会彻底好起来。

　　一些医院对医患纠纷只是简单“对症下药”，一罚了事。甚至为了减少纠纷，而以“消极保护”思想扭曲“医道”。前不久，我在一家三级医院发现， 《手术同意书》已改名为《手术志愿书》。再仔细看患者签字栏，几乎都以“要求”二字开头，“要求切除双侧卵巢”“要求输血小板”等。这让我想起某位著名医 学专家此前在中国南方国际心血管病学术会议上说：“今天，我们的医生已经不会给患者看病了，因为他们的脑子里面为了减少纠纷只记得两句话：‘可查可不查的 一定要查，可救可不救的一定别救’。”话音刚落，下面居然掌声一片。医生们为什么鼓掌？因为这样说很解气。

　　如此“看病”，似乎可以对医生起到一种“消极保护”作用。但是，很快地，你会发现《志愿书》和“要求”并不能减轻一丝医务人员对患者应尽的法律 责任，反而会令医患关系变得对立、疏远甚至冷漠。这种“消极保护”将会造成滥开检查、推诿急危患者的现象屡禁不止，并最终导致医患俱伤。试想，年近九旬、 一身疾病，已经成为“易碎品”的你，在这种可怕的“消极保护”之下，将很难找到愿意接收你的医院，因为害怕稍有闪失，万一说不清楚死在医院里。

　　这些年，行业内的不正之风屡禁不止，和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思想有关。由于政府补偿机制不到位，所以政府对医院有愧，便在行政管理上睁一眼闭一 眼，加之管办不分，导致政府行政威慑力很难震慑公立医院和医生。于是，“对不起患者”的事情屡见不鲜，愈演愈烈。面对患者需求不断提高的医疗行业，非但不 是迅速转变医疗服务模式与观念，反而遵循了一种“丛林逻辑”——“你对不起我，就别怪我对不起他”。医务人员将一些困难和问题转嫁给了患者。

　　在这种逻辑下，“商业利益”成了医疗行业的“朋友”。更有甚者，滥用药物已经突破了不得“图财害命”之道德底线，更遑论医生之道德底线。我想，这可能才是今天医生越发感觉职业幸福感下降，缺少基本尊严感的关键。

　　以帮助患者为行医目的

　　一位美国学 者在国内某知名医学院讲学中，曾给中国的医学博士生们提出一个问题：“从医学角度请回答，人是由什么组成的？”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答：“细胞”。美国学者紧 接着提问：“那么从医学角度请回答，狗是由什么组成的？”学生们又不约而同地回答：“细胞”。安静片刻后，课堂里一片笑声。

　　改革开放30年来，医学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是“人”。中国人、中国患者发生的最大改变不是他们的生物属性，而是他们的社会属性。如果用“细 胞”代表人的生物属性，那么“权利”便可以代表人的社会属性。这就是美国学者发问的真实动机，他在用一个简短的问答证明中国医学教育的最大问题所在。

　　这些医学教育基于生物医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生们，在大学里，从高数、物理到解剖、组培，是用培养科学家的方式被培养；在医院里，又用考核 科学家的指标被考核，从英文水平到SCI论文的发表。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务人员无论如何早起晚睡，也无法满足今天患者的需求，医务人员也一定会倍感力不 从心。

　　实际上，如果当医务人员把“治病救人、救死扶伤”作为行医的唯一目的，就会发现工作如同一场赌博，要么成功、要么失败，而最终一定以失败作为结 局。因为几乎所有的患者最终都要死在医院里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如果当医务人员把“治病救人、救死扶伤”作为行医唯一目的，会发现工作结果是自己不可操控的， 不可决定的，哪怕是轻微的疾病，都不能对患者做出治疗结果的承诺，因为那是你不能确保的。如果医生换个角度，把“帮助患者”作为行医的目的，作为医学之新 目标，就不会有失败。

　　“帮助患者”本身也包括了“治病救人”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“帮助患者”的过程中，医务人员一定会获得比“治病救人”更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。哪怕 面对一个胰腺癌晚期的患者，如果从“帮助患者”的角度，你会发现可以减轻他的痛苦，可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，可以帮助他战胜对“死亡”的恐惧，甚至可以满足 他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小小的心愿。

　　建立朋友式医患关系

　　教师、律师、记者、公务员和同行，没错，正是这五类“学习型患者”经常惹医务人员生气，是医务人员平时最不喜欢的患者职业， 因为，他们不仅有强烈的求知欲望，更有极强的求知能力，而且他们经常挑战医生的权威与傲慢。

　　患者可以在诊室外用手机搜索医学专业知识，互联网已经使得医务人员对专业知识垄断的年代结束了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加入到学习型患者的队伍中。

　　而医务人员仍然习惯于“父权式医患关系”:比如，我为你好，你听我的，不要问那么多问题，按我说的做就是了。“父权式医患关系”实际上已经结束了，唯有“朋友式医患关系”——基于共同参与的学习与讨论，可以令“学习型患者”满意。

　　法律上“知情同意”制度完全没有保护医务人员的作用，而今天绝大多数的临床医生却还在将其理解为“免责”“保护医生”或“走个程序”“负担”， 少有医务人员将“知情同意”上升到教育病人的高度去看待和重视，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年让病人签字越来越多，而纠纷也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展望国际上医学的发展方向，面对“学习型患者”，国外医务人员选择的是“主动改变”：运用多媒体课件、VCR录像、App应用软件大幅度降低工作量的同时，又提升了教育患者的效果，而国内医务人员却还在抱怨和责备患者要求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难伺候。

　　媒体是友是敌？

　　“媒体是医院最好的朋友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很多卫生行业的管理者都会一头雾水。这些年，中国卫生行业的管理者几乎都视媒体和记者为洪水猛兽。

　　因为屡有爆出，有的医院将无名氏患者放置在其他医院门口，有的医院将欠费仅百余元的重病残疾患儿强行送回家里，有的医院则将交通肇事的受伤流浪女遗弃在树林中， 有的医院将无人认领的死胎尸体丢弃在河中等新闻事件。当然，所有的当事人又似乎有道不完的委屈与无奈，似乎让我不得不认为他们也是受害人。我曾经问过很多 的医院管理者，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，他们的答案几乎千篇一律，首先想到的是政府，碰壁之后便会想到继续治疗，但可以考虑“保守治疗”。

　　改革开放30余载，中国社会最大变化乃“市民”力量之崛起，这是政府力量之外的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。由此，也提示卫生行业领导干部的思维模 式必须跟上社会发展的变化，真正做到与时俱进。管理者们必须明白，媒体是当今中国医疗卫生行业沟通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有效途径，医疗机构中有许多需要帮助的 弱者，而社会上更有许多希望帮助别人的好心人。医疗行业必须拆除思想深处的行业之墙、医院之墙，将“帮助患者”作为超越“救死扶伤”的新行业目标，才可能 自己想出解决各类困难与问题的方法。

　　中国的医疗机构总觉得慈善离他们很远，就是因为思想深处还在将医院当企业办，而非公益慈善机构。实际上，慈善就该在医院处处可见，医疗机构应当 有专门的部门、专人负责这些工作，决不能把医院的职能简单限定于“治病救人”。20张床配一个保安，一定不如20张床配一个社工或者志愿者有效。医院必须 行动起来，可以和媒体开设定期的慈善专栏、大爱栏目；可以聘请当地的知名企业家成为医院的理（董）事会成员；可以设立专门的社工部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和爱心 人士；可以向所有社会上的慈善组织、草根组织、爱心个人敞开大门；可以设立慈善感恩墙，将帮助别人的人和受帮助者的名字都镌刻在医院的建筑物和围墙上；可 以设立小额扶助基金，允许医务人员对特别困难的患者免收、减收医疗费用；可以通过院内的规章制度，将患者剩余药品送给特别贫困的患者使用，等等。

　　这些年处理不好医患关系，其主要原因就是卫生行业在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上出了问题,将医患对立起来去想解决问题的方法，结果毫无建树。如果价值观 和思维模式不改变，想出来的所谓方法也是没有用的。因此，医疗卫生行业在作任何决策时，真正应当从患者的最大利益出发，以患者为中心，将患者的疾苦、困难 放在第一位。